一波三折 不足為怪

　　記者：“汪辜會談”結束以后，您當時的心情是什么樣的？

　　唐樹備：因為“汪辜會談”的背后實際上是各有各的“后臺老板”，都是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在支持。我們就想到歷史上國共會談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汪辜會談”的協議能不能得到執行？當時我們給中央也寫了報告，認為有可能執行，有可能不執行，就是看李登輝的政治傾向。只要李登輝往民進黨的方面靠，這個協議就執行不了，只要李登輝還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么這個協議能執行得了，當時我們就是這么判斷的，也是這么給中央報告的。事實上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汪辜會談”結束之后，他就要加入聯合國，中國大陸反對，當時兩岸關系處于高度政治對抗的狀態。以后盡管談了很多次，我和邱進益、后來和焦仁和，包括后來和許惠佑，臺灣一共是四任副董事長，我都和他們談過，但是最后都沒有達成什么協議，一直到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會談判停止。

　　記者：您是怎么看待當時的兩岸關系的？

　　唐樹備：應當說從大陸的角度來講，我的理解，我們始終認為臺灣問題是需要時間來解決的，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因為客觀上美國不希望中國統一，臺灣內部有一股“臺獨”的力量，他們阻礙兩岸關系的發展，所以這種情況下兩岸之間是需要時間來慢慢化解的，所以對于這樣一些情況我們感到也不是很突然的，應當說心中有準備，就是他不執行協議的。所以大陸始終把我們的工作基點放在把我們自己的工作搞好，這是最重要的。臺商到大陸投資，“汪辜協議”當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關鍵問題是我們改善投資環境，我們的勞動力比較便宜，我們的土地比較便宜，用這些優勢把臺商吸引過來了，所以關鍵是靠我們把自己的工作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