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我剛訪問了美國，見了幾位參眾議員和資深教授，接觸了7家智庫，還與一些媒體人座談。總的感覺，美國對華看法比較多元，釋放的信號相當復雜。美國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悲觀派”。我最有意思的經歷是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激烈的談話，他表達了對未來中美關系最嚴峻的看法，強調只要中國按照現(xiàn)在的速度成長下去，中美對抗甚至是沖突就難以避免。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與其等待未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無法控制，不如現(xiàn)在就聯(lián)合起來應對。他的觀點在美國屬于極端的少數(shù)派，不少人讓我不要太關注如此脫離現(xiàn)實的言論。

　　第二類是“樂觀派”，主要集中在經濟、金融和科技界領域。他們對與中國合作期待很高，認為一個成長起來的中國會帶來更多機會，能為雙方創(chuàng)造共贏的結果。他們提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30%以上，中國保持增長和中美合作對于美國、對于世界都至關重要。如果中國能成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為各大貿易國和跨國公司提供巨大機會，而作為中國主要合作伙伴的美國企業(yè)將獲益良多。

　　第三類可以稱為“謹慎派”或者“焦慮派”，這好像是當前美國智庫在對華看法上的主導性情緒。許多人坦誠地表達了對中美關系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的擔憂，但并未得出過于極端的結論。美國所有智庫和媒體都在激烈地討論中國在南海擴建島礁的意圖，他們關注的焦點似乎不在于領土的歸屬，而是擔心中國試圖把美國的勢力趕出亞洲，因而主張美國要堅決頂住中國的擴張。

　　在美國智庫和媒體看來，正是因為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無論中國做什么都會引發(fā)關注和疑慮。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中美雙方在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問題、高科技和軍事問題等領域出現(xiàn)的分歧和問題，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的原因。

　　我再次見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談話中堅信美中兩國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主張多溝通，真誠合作。對于未來秩序，他認為世界進入一個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會很艱難。

　　多重焦慮和矛盾的心態(tài)，使美國對中國在氣候變化、海上搜救與護航、全球經濟治理、地區(qū)基礎設施建設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總是在支持、認可與懷疑、阻礙之間搖擺，對中國成長的正面和建設性效應喜憂參半。例如中國倡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亞投行”以來，美方釋放的信號十分混沌。但是形勢比人強，這次我在美國聽到的各方結論相當一致，都認為美國沒有理由不積極支持和參與其中。

　　人類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大國之間通過協(xié)商而不是戰(zhàn)爭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關系和秩序，好像還沒有先例。是否美國還是習慣并且希望繼續(xù)“我主、他輔”的領導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國領導人和學界一再強調，必須保持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美國對“領導權”問題的焦慮，是否源于對自身處境和世界變化的不適應？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中出現(xiàn)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這個變化？

　　例如，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美國強調同盟體系，但是美國統(tǒng)領的軍事同盟不涵蓋所有亞太國家，僅僅依靠同盟這個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員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維護亞太整體的和平與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駕于亞太所有國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為對小圈子的領導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難以為其他國家所接受的。所以，并非中國或者哪個國家在挑戰(zhàn)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是美國自己需要走出舊的理念和習慣；需要考慮基辛格博士所談到的，如何構建一個共同分擔責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現(xiàn)有的所謂“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

　　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國和美國這兩個重要的大國避免陷入大國競爭和沖突的老路，走出一條合作共贏的新路，也為世界大國的相處之道提供一種新的解決方案。（傅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