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夜，江陰要塞國民黨守軍經過中共華中工委領導的地下特別黨員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長期策反工作，終于在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中成功地舉行了起義，迫使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將軍順應形勢，停止抵抗。此舉使人民解放軍在東線順利地渡過長江，并迅速占領蘇州、無錫，切斷滬寧鐵路和寧杭干線，為聚殲寧滬杭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雖已時隔多年，但1991年4月在臺灣出版的《傳記文學》第56卷第4期的封面上，還赫然以“江陰要塞毀于唐家班”為大幅標題刊登文章要“國民黨應記取心臟中的歷史匕首。”足以表明當年江陰要塞起義對國民黨的打擊之痛之深！

　　江陰要塞的形勢及其防務

　　長江南京至江陰一段的江面有寬有窄，特別是到了江陰附近，因受黃山基巖控制，江面收縮僅有一千二百多米寬，一過江陰，江面就豁然開闊，形成一個喇叭形。江陰要塞就矗立在喇叭口的頂部，既能控制著由海入江的要害，又能溝通南北交通。淮海戰役后，國民黨軍隊積極布置“江防”，妄圖憑借長江天險，繼續頑抗。這時江陰要塞配置近100門火炮，比國民黨一個集團軍的火力還多而猛烈，控制江陰東西25公里狹窄的江面和河汊，可以達到嚴密封鎖的火力密度。步兵輕、重火器，打擊江面上縱橫千米左右的船只是完全有效的。解放軍從江陰正面渡江，如不奪取要塞，難度是很大的。另外還有守備總隊，下設三個大隊；約三千人，相當于一個加強步兵團；工兵營約二百余人；總兵力約七千余人，相當于一個軍的建制。特別是1948年后，又換上了一個“少壯派”要塞司令戴戎光，以加強江防。

　　戴戎光任江陰要塞司令的經過

　　戴戎光當上江陰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幫忙從中活動的結果。戴戎光（1909年-1971年）是江蘇省射陽縣通洋鄉人，出生于豪紳家庭。戴戎光兄弟三人，號稱“戴氏三光”。其兄戴克光，早年留學于英國劍橋大學；其弟戴曙光，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后毅然回國，參加抗日，曾任射陽縣第七區區長兼武裝大隊長，后光榮犧牲，為當地著名的抗日英烈；戴戎光排行老二，早年畢業于黃埔軍校六期，后又就讀于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并留學于日本上智大學德語班，精通日、德、英三國語言，曾考取過國民黨政府駐德使館武官（未赴任），先后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防空學校高射炮班少校教官，陸軍二○○師一一五二團中校營長，陸軍第五軍九十六師上校參謀、少將參謀長，陸軍第九軍司令部少將參謀長，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少將高級參謀，青年軍（第六軍）少將炮兵指揮官等職；抗日戰爭中曾先后參加過著名的淞滬會戰、忻口戰役、武漢外圍戰役、昆侖關戰役和在緬甸抗日遠征之戰，功勛卓著。

　　正因為江陰要塞素有“江防門戶”之稱，國民黨軍隊中一些財迷心竅的人認為，江陰要塞司令是個大有油水可撈的好差事。由于要塞在江陰黃田港設有檢查站，該處是長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賄；沿江一帶有蘆葦收入；要塞附近有礦山開采，要塞境內亦有良田數百畝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陰棉紗廠搭干股份，可坐地分紅；還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機買賣和吃士兵空額等外快。因而，1948年5月，當江陰要塞中將司令孔慶桂私囊已飽，想辭去要塞司令職務、住公寓享清福的消息一經透露，向蔣介石保薦來要塞的人陸續不斷。孔慶桂曾向蔣保薦江陰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團團長李道恭或參謀長夏琦繼任要塞司令職務，胡宗南也曾保薦過鄭瑞充任該職，而蔣介石是想選一名黃埔系的“少壯派”擔任此職，故這些推薦者均未獲批準。

　　當時，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與戴是蘇北同鄉，又有親戚關系，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認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都是革命者，戴戎光將來是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顧和戴這一微妙關系在國民黨政府軍務局里進行秘密工作，設法將戴戎光列為第一名送選人，并把對戴的考評材料又寫得特別好，蔣介石便把經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簽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幾天后，蔣介石在官邸親自召見戴戎光進行就職前的談話。他除了勸勉客套以外，又特別對江陰要塞的整個防務作了嚴格訓示。此后，戴戎光便到江陰要塞赴任。

　　中共地下黨在江陰要塞的秘密活動

　　早在1946年春，當時擔任中共華中五地委組織部長的唐君照（曾任中共射陽縣委第一任書記）接到他四弟唐秉琳（黃埔十期畢業、時任國民黨國防部特種兵科上校科長）和其五弟唐秉煜（1938年2月參加新四軍，后入黃埔十五期學習，中共黨組織委派他從事地下工作，此時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工兵二十四團上尉連長）用約定的暗語寫來的信，想離開國民黨軍隊，回解放區來參加革命。唐君照當即向中共華中五地委書記曹荻秋作了匯報。曹根據當時的斗爭形勢，明確指示要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里做地下工作，并派人和他們暗地里取得了聯系。

　　1947年春，中共華中五地委通過建陽縣委（現建湖縣）派上岡區副區長唐堅華（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會了面，要唐秉琳弟兄繼續留在白區，“深入國民黨部隊抓實力”。這時，唐秉琳已調江陰要塞任上校參謀處長，唐秉煜也通過他的介紹，到了國防部三廳（作戰廳）任主管要塞工作的少校參謀。此后，唐堅華就擔任了中共地下政治交通員，專門負責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單線聯系，經常來往于江北、江南之間。1948年6月，唐堅華在鎮江不幸被捕。此后，中共改派吳銘繼任政治交通員，負責和唐秉琳兄弟的聯絡工作。不久，又派共產黨員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陰城內設立了固定的聯絡站，直接歸中共蘇北區黨委領導。

　　1947年11月，中共華東局成立華中工作委員會，為了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華中工委決定把江陰要塞列為策反工作的重點。同月，華中工委常委、華東野戰軍華中指揮部司令員管文蔚代表華中工委批準唐秉琳、唐秉煜、吳廣文（鹽城縣人，黃埔八期，和唐秉琳為姨表兄弟，時任國民黨國防部一廳上校參謀）三人為中共地下黨員。

　　根據華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黨員利用同學、同鄉、同事的關系，采取聯絡感情，幫助解決困難等辦法，把那些遭到排擠、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中下層軍官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戴部的擴編為中共策劃起義提供了方便

　　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擴編增加兵員的機會，讓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吳廣文和他的黃埔軍校同學、原兵工處副處長王德蓉（后為中共地下黨員）一起調進江陰要塞，吳廣文任參謀主任（起義前改任守備總隊長），王德蓉任要塞參謀長（起義前改任游動炮團團長），唐秉琳本人也從守備總隊長調任炮兵總臺長。

　　吳廣文、王德蓉到達江陰要塞以后，中共地下黨在要塞內部的力量得到了壯大，策反工作也更進一步深入。他們在炮兵總臺、游動炮團、司令部直屬分隊，以及新組建的工兵營（唐秉煜由于工作需要兼任營長）中開展了團結爭取工作。到起義前不久，江陰要塞幾支部隊的實權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黨員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實際上也已經被架空，中共地下黨完全控制了江陰要塞。

　　江陰要塞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曾經引起過國民黨方面的懷疑。1948年冬天，有幾個在江陰和上海的蘇北逃亡地主曾向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告密說：“江陰要塞有一個姓唐的團長，他的哥哥是共產黨，他也靠不住”。這些話雖然對唐秉琳的威脅很大，但是由于戴戎光對唐的信任，就起了“保護”作用。有一次，戴戎光出席江蘇省政府的聯防會議，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曾向戴追問唐秉琳的情況，戴戎光心中有

數，便連忙解釋說：“對唐秉琳的傳說都是猜測，我知道他的根底，他是小老弟（指黃埔后期同學），對校長是忠誠的。他的哥哥是共產黨，這也是各為其主嘛！我也有一個弟弟是共產黨，難道我也是共產黨？所以，這種傳說不可輕信”。經戴這么一說，果然使有些上層人士釋去疑竇，但有些頑固派后來對戴戎光也懷疑上了。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曾接到密報說：“江陰要塞共產黨活動猖獗，要塞司令戴戎光預備在共軍渡江時叛變響應。”李宗仁為此事特地去找參謀總長顧祝同計議，提出要將戴調開。顧祝同則認為流言不可輕信，言戴為黃埔學生，為蔣所器重，才委以江陰要塞司令的要職；加之顧祝同自言與其親戚，信其無他。在此同時，國防部保密局安插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內的軍統頭頭毛森也得到情報，正準備要對戴下手，后被戴的同鄉、上海軍統頭頭楊斌也以顧祝同為名，在毛森面前將戴戎光保了下來。

　　解放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后，即進行渡江戰役的準備工作。1949年2月，唐秉煜在國民黨國防部參加了一次作戰會議，乘機獲得了經蔣介石親自審批的國民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案要圖》這份絕密軍事情報。他以探親為名請假來到了江陰要塞，在黃山炮臺總臺長辦公室和唐秉琳、吳廣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斗爭形勢和要塞策反情況。為抓緊準備工作，迎接我軍勝利渡江，決定由唐秉煜秘密過江向華中工委匯報工作和請示具體任務。

　　1949年陰歷年初二夜晚，唐秉煜裝扮成商人，于張家港秘密過江，在鹽城會見了唐君照同志。然后，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陰，向華中工委領導詳細匯報了整個情況。管文蔚同志代表華中工委對要塞地下黨策反工作的任務和渡江準備做了一系列指示。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中共華東局派社會部情報科長王征明，通過華中工委秘密安排打進了江陰要塞，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策反工作。

　　4月初，華中工委為了配合大軍渡江，把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交給人民解放軍三野十兵團黨委領導。當時，三野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當面向派往江陰配合要塞地下黨工作的王征明交待江陰要塞策反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持六十里防區，控制三個到四個港口，迎接我軍部隊登陸。所謂迎接，即不打槍，不打炮。完成這個即為渡江第一功。”根據要塞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的要求，三野十兵團又從二十九軍中選派了團長李干和教導員徐以遜與陸德榮、王剛等四位同志分別以“衛士”、“勤務兵”等身份為掩護，秘密打入江陰要塞，被唐秉琳和唐秉煜將他們安插在炮兵總臺、游動炮團和守備總隊里工作。

　　4月19日午后，王征明召集要塞地下黨員，傳達了三野十兵團首長密寫的命令和起義當日要塞部隊的口令以及左臂戴白布為標記等，并作了具體分工。會后，要塞地下黨積極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大軍渡江。

　　要塞起義成功

　　4月20日，戴戎光接到第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磐“準備作戰”的命令后，下午即驅車趕到黃山炮臺，坐鎮指揮。入夜，國民黨二十一軍布置在靖江八圩作橋頭堡的一四五師遭到解放軍炮火襲擊，該師參謀長打電話給要塞炮兵總臺長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接到電話后，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黃山炮臺減縮四百米射程，使炮彈落在蔣軍一四五師陣地上，因炮彈甚密，有的電話線都打斷了，打得該軍鬼哭狼嚎，急得一四五師師長在報話機里苦苦哀求：“請停止炮擊！”

　　此時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團葉飛司令員也從報話機內聽得清楚，便高興地一拍桌子命令說“時機已到，全體登船出發！”

　　21日凌晨一時左右，解放軍渡江先頭部隊在肖山和長山北麓登陸。中共地下黨員徐以遜在肖山腳下接到了解放軍渡江登陸部隊，立即帶領其往黃山與要塞起義部隊會師。

　　凌晨兩點以后，從各種情況判斷，確認解放軍渡江部隊前鋒已抵達南岸，為不失戰機，配合大軍渡江，唐秉琳一面布置王剛和李勇有立即切斷江陰要塞對外的通訊聯系；另一方面布置炮臺執行佯攻射擊計劃（即用不卸保險，不裝引信的炮彈發射），借以繼續迷惑蔣軍。

　　此時，戴戎光在總臺指揮所里。他的警衛都已經被中共地下黨員設法支開，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干、吳銘等人的監視，但他仍然蒙在鼓里。直到唐秉琳命令發射不卸保險的炮彈時，戴戎光才發現情況不妙，氣急敗壞地叫嚷：“你們打的什么炮？這打的是歡迎的禮炮呀？！”但為時已晚。

　　天蒙蒙亮，徐以遜帶領解放軍渡江先頭部隊到了黃山腳下，與要塞起義隊伍會師，并在唐秉煜的布置下，在黃山各炮臺換崗放哨。唐秉煜召集吳銘和李干等人，在總臺指揮所門外商量后，3人便持槍沖進指揮所，槍口對準戴戎光，由吳銘向戴戎光宣布說：“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江陰要塞全體官兵宣布起義了，現在要你繳械投降！”戴戎光聽了，頓時嚇得臉無血色，急忙表白道：“我跟貴軍從未作過戰，我對貴軍向來是友好的。”吳銘說：“你的情況我們了如指掌，不必多說了！”戴戎光見狀便無可奈何地說：“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繳槍投降吧！”說著戴將所佩帶的左輪手槍和子彈袋解下，交給身旁的唐秉煜，然后癱坐在行軍床上。

　　這時，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陰要塞各炮臺和游動炮團全部調轉炮口，舉行戰場起義。解放軍南下大軍在東線未費一槍一彈、全部勝利渡江。

　　當年江陰要塞起義，曾經震動中外。然而對事實經過，多年來卻論述不一。

　　其實，江陰要塞起義的成功，首先是由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銳不可擋；另一方面也是要塞中共地下黨在華中工委以及三野十兵團黨委的正確領導下，長期進行艱巨的策反工作的結果；再次，幾位黃埔將士和廣大要塞官兵痛惡內戰，一致希望和平，戰場起義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