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作為改革開放的特殊紀念和實踐的年份即將過去，這一年是發起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40周年，又是拉開全面深化改革序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5周年。40周年談得比較多了，5周年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值得在歲末進行繼往開來的特別總結。

　　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國力較弱，被現代化浪潮拋在了后面。那時候的改革開放目標一抬眼就能夠發現，共識也容易凝聚。十八大是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舉行的第一次黨代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對未來中國該不該堅持改革開放，如何改革開放的關鍵性謀劃。

　　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與1978年的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內外環境。從外部說，改革開放早期美國和西方為了維持在冷戰中的優勢，在戰略上有求于中國。而到2013年，美國矛頭直指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緊鑼密鼓，整個西方的對華心態不斷改變。在國內，改革早期的短缺經濟被大量產能過剩和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取代，生態環境和公平缺失、腐敗等問題成為公眾不滿的主要源頭。

　　早期的改革目標質樸而明確，那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而且那時全社會大都支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則。2013年的深化改革要統籌的事情已經復雜得多，此時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已經分化，國家不僅要增大福利資源，而且增加資源的生產和分配方式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國際上，我們從不斷受西方輿論“表揚”變成了動輒得咎。

　　我們多數人是很容易安于現狀，一切“順其自然”、得過且過的。中國上一輪改革的紅利已差不多釋放盡了，繼續按老辦法“改革”其實就是“不改革”。而真的深化改革開放又意味著新的風險，以及新的艱難。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功績在于，它進一步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消除了中國社會圍繞改開的某些疲態，跳出了越積越多的各種爭議，把改革開放推向更宏大的愿景，并且制定了更加完善的目標和規劃。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深改的總目標，深改的六大領域則覆蓋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面臨的新挑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改方案一出來，社會就有強烈的預期：這些改革方案一旦落實，我們差不多相當于擁有一個“新的中國”。

　　問題是，外部的態度如此復雜，內部又有利益多元化的牽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實際上推得動嗎？如今5年過去，就讓我們從國家的宏觀面貌上理一理吧。

　　先看與經濟相關的幾條線索。中國經濟這幾年一直在調結構、去產能，增速有所放緩。但是今天與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比，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在世界上的相對位置是否又前進了一大步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是否又顯著縮小了呢？中國的環境與生態危機是否明顯有所緩解呢？還有，老百姓的綜合生活質量是否又有所提升呢？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給出肯定的回答。

　　2013年之前的幾年，中國老百姓意見最大的是官員腐敗和社會公平的缺失。這5年的反腐敗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恐怕用不著這里著更多筆墨了。那么說說公平，說實話這是個全球突出的治理難題，在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這方面的情況是否比5年前有了很大進步呢？中國的社會公平已經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做得好，正在朝著更高水平努力，這個趨勢是否越來越明顯了呢？

　　深化改革要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對外開放不再是簡單地利用國際資源促國內發展，而是要加強中外經濟融合，處理好中國發展與外部利益的關系，實現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既是新的思路，也意味著新的挑戰。進一步的改開會在相當程度上是“逆風球”，是博弈。

　　這是新的開創性的5年，是中國在全新舞臺上展現勇氣、構建信心、積累經驗的5年。這5年告訴我們，中國改開不僅不會停下來，而且會隨著環境和任務的變化進行難度升級。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黨和國家的長遠命運，主動扛起了這一歷史責任，引領中國全社會煥發出新時代的進取心。

　　5年的時間還有點短，但它足以幫助人們窺視一個時代的趨勢，那就是：21世紀的中國不相信“中等收入陷阱”，不相信“停滯論”“崩潰論”等預言和詛咒。無論中國接下來的路有多曲折，中國是在爬坡上行，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