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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歐洲時報》3月27日刊發時評文章說，五十年前，舊西藏的法典，曾將人分成三等九級。五十年后，差巴(種差地的農奴)、推窮(小戶的農奴)、朗生(意為“家里養的”農奴)，當年這三個常用的藏語詞匯，已變成某種正在消失的歷史記憶。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區政府成立以來，不僅解放了農奴，更使西藏走入了互聯網時代。這一步五十年的跨越，不客氣地說，勝于歐洲中世紀以來的五百年。
如果不是通過影視作品，當代歐洲人恐怕也是很難想象五百年前中世紀奴隸制的黑暗歷史。因此，對五十年前西藏仍處于水深火熱的農奴制社會缺少了解，便也屬自然——那種社會狀況無關宗教信仰。結束這一制度，是近代人文啟蒙運動之后的人權覺醒。
50年前的1959年3月28日，當時占西藏人口95%的農奴獲得了新生。當年的紀錄片記錄下了這些珍貴的歷史性的鏡頭：“第一次擁有了田地的藏人流下眼淚滴濕了貧瘠的泥土，還有人徹夜不眠地守在自己的土地邊”。
當年的歡騰慶祝的場面也進入了在西藏訪問28天的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視野，她用《西藏農奴站起來》這句頗具宣傳味的語句作為書名，客觀記錄西藏民主改革社會全貌，一度成為西方世界了解西藏的窗口。
五十年前，舊西藏的法典，曾將人分成三等九級。上等上級人的命價是與尸體等量的黃金，下等下級人的命價卻僅為一根草繩。這個著名“草繩條款”曾經無數次震撼初次了解西藏歷史的人們——在農奴制度之下，人命猶如草芥，又何談人的生存、教育、發展？又何談220年前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宣言》中的第一條(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
五十年后，如果不是眼下政治論戰的需要，人們差點兒忘記了還有三個藏語詞匯正在瀕臨消失：差巴(種差地的農奴)、推窮(小戶的農奴)、朗生(意為“家里養的”農奴)。當年這三個常用的藏語詞匯把西藏絕大多數人作了分類標簽并跟隨終生，然而今天，它們已變成某種正在消失的歷史記憶，只在展覽、教科書、紀念座談會或者政治需要之時才會被想起。
正如中國人從星光燦爛的歐洲文藝復興得到想象(而不是歐洲的中世紀黑暗奴隸制)一樣，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對香格里拉的描寫自然容易成為歐洲大眾的西藏想象。兩個案例的相同點是人們都從對方的歷史上看到光彩的側影而忽略當局者當事人的痛苦感受。
五十年彈指一揮間。西藏的歷史風物、拉薩的人文社會、藏區的經濟發展、藏胞的自由生息……從發展工業到建屋安居，從援藏干部到文化保護，西藏何曾終止過時代的腳步？這些現代化的經歷雖然也被反全球化的保守主義者所爭議，但是那些農奴從此擁有站立自由，誰會真心地祝福他們，而誰又在對此恨意綿綿？
五十年彈指一揮間。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區政府成立以來，不僅解放了農奴，更使西藏走入了互聯網時代——君不見無數藏族年輕人正用藏語文字為輸入工具進入互聯網？這一步五十年的跨越，不客氣地說，等于歐洲中世紀以來的五百年。
當然，在達賴及其流亡政府不斷鼓噪宗教理念與自治自由的政治游說中，要想完整講述西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是相當困難之事。正如歐洲人不愿去回想五百年前中世紀奴隸制社會經驗一樣，五十年前西藏的黑暗也難以吸引大眾視線。
正如那句西藏諺語所說的，“盡管烏鴉在聽，駿馬照樣在奔跑”。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藏族同胞的每一步，從溫飽到教育，從傳統到現代，斷然不是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可以磨滅的。
隨著時光荏苒，偏見將難以延續，歷史終將回歸世界觀的正義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