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迪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近日，隨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出列，我國832個貧困縣，尤其是掛牌督戰的52個深度貧困地區全部脫貧摘帽。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飽含“腳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人民情懷，站在統攬“兩個大局”的戰略高度，一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個高難度“加試題”，一手堅持脫貧攻堅目標不動搖、標準不降低、時間不延遲，正在兌現黨的莊嚴承諾，“不少一地、不落一人”地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然而，應該認識到，貧困縣摘帽、區域性整體脫貧，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性任務和標志性指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返貧致貧風險和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問題，更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躺在功勞簿上”歇歇腳、喘喘氣、打打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把“鄉村建設行動”作為“十四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擺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脫貧摘帽作為奮斗的新起點，蹄疾步穩地寫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轉換”的下半篇文章。

　　推動規劃銜接，實現從“斷層”到“過渡”的轉換�！笆�四五”時期既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五年，也是實現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平穩轉型的過渡時期。相比于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作為更高層次的接續性規劃，既要避免“斷崖式”的全面撤退，也要防止“跨越式”的一蹴而就。我們要針對不同發展水平、村莊類型，加強分類規劃、梯次推進，綜合考慮人口流動、區位條件、發展趨勢和城鎮化現狀等因素，遵循鄉村建設規律，銜接好市縣總體規劃、鎮村發展總體規劃、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和易地搬遷、產業調整等專業規劃，實現村域層面的“多規合一”，防止“規劃斷層”和“千村一面”。

　　推動機制銜接，實現從“探索”到“傳承”的轉換。我國的脫貧攻堅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顯著成效，關鍵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減貧機制。在脫貧攻堅戰中，我們制定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責任機制，創新了“保留一批、延期一批、整合一批、取消一批”的統籌機制，探索了“四個不摘”“五個一批”“六個精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推動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要善于總結有益經驗，借鑒有效做法。在傳承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五級書記”齊抓共管的體制機制，研究出臺責任落實、組織保障、工作推進等實施細則，科學研判需要延續或升級的產業和項目，建立更加合理的責任體系、監管體系、考評體系，在鄉村振興的過渡階段延續機制保障。

　　推動政策銜接，實現從“特惠”到“普惠”的轉換。當前，我們的扶貧政策是典型的幫扶性政策，但到了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我們更需要轉變成關于“三農”的支持性政策。按照鄉村振興的目標要求，我們要采用差別化方法，分類確定需要取消的、接續的、完善的、強化的原扶貧政策，促進特惠性政策向普惠性政策、臨時性幫扶政策向常規性支持政策轉變，把針對個別貧困戶的脫貧攻堅舉措調整為針對鄉村低收入的社會保障舉措，增強政策的延續性和擴展性，使原有的政策力度不減、時效不斷、范圍更廣。

　　推動要素銜接，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換。對于某些深度貧困地區而言，要順利跨入鄉村振興的新階段，必須從根本上長期實現產業發展和要素流通的“雙循環”。一方面，要強化要素的“整合”，把脫貧攻堅、公共事業發展和涉農資金等多方投入統籌起來，充分發揮要素整合規模的合力效益，注重提高城鄉基礎設施的協調性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重點抓好交通運輸、農田水利、電商物流、網絡寬帶等農村產業基建配套，為鄉村經濟的網絡化、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另一方面，要強化資金“撬動”，通過獎補、貼息、擔保、入股等方式，創新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的利益聯結機制，進一步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加強扶貧資產管理，引導財政、金融和社會類資本更多地投向鄉村振興事業。

　　今天，我們身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滾滾洪流，就要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個時代最強音，繼續為農業的順天應地、農村的改天換地、農民的歡天喜地而謀發展、增福祉、譜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