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美國知名學者和前官員本月初發表致特朗普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指出與中國為敵會事與愿違。那些人無疑是美國精英的一部分，因此那封公開信的立場是完全美國化的，但做出了與美國激進學者和政客不同的對華政策主張。

　　美國與中國處在前所未有激烈貿易戰的僵持中。兩國有各自的國家利益，除了雙方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不同，兩國還在遠不止經濟領域存在競爭關系。兩國內部都有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與對方開展不妥協斗爭的呼聲，而且以強硬態度對待對方最容易獲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也更容易做到政治正確。

　　然而中美都是大國，經濟回旋余地和韌性都很大，而且都是核國家。過去一年多的貿易戰和彼此關系全面緊張再次證明，兩國誰想做到擊垮對方的意志都不現實，兩國都能經受得起全面貿易戰，誰都不太怕相應的損失，盡管它很麻煩。貿易戰是相互消耗的對抗，它是雙方只要認定必須這么做就都能抗得起的雙輸。

　　于是中美形成了各自利益、力量、價值的綜合體，合作的愿望和這樣做的實際好處，還有揮之不去的相互猜疑和不惜對抗的沖動，共同塑造了高度復雜的中美關系。

　　必須指出，中美之間的問題乃至摩擦肯定會多得按下葫蘆浮起瓢。然而有一種東西能夠幫助中美不斷往前走，它就是理性。可以這么說，中美之間的關系如果由理性主導，多大的分歧最終都能夠克服。如果理性在中美關系中被邊緣化，再小的一件事也可能被無限放大，成為兩國比拼意志的焦點，釀成遠離事情原點且嚴重的危機。

　　理性的本質是實事求是。希望利益最大化和己方全勝在心理學上并不奇怪，但利益最大化的真實情形常與想象的不一樣，而且它更容易通過雙贏的方式來實現。相互妥協所能帶來的利益也往往比通過對抗方式收獲的利益更多。

　　中美相互面對，兩國的自我認識和彼此的認識出現很大距離。準確認識對方是中美降低戰略互疑的基礎。

　　中國人能夠清楚感受到美國在誤讀我們。我們很清楚中美的差異性，但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并非中國與美國和西方糾紛的真正主線。

　　因為中國沒有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戰略動機，中國也沒有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意愿，中國的國防政策是防御型的，我們走向世界的方式不是脅迫其他國家，而是通過一個又一個雙贏模式搭建中外合作的橋梁。中國的和平、合作程度是歷史上世界第二強國從未有過的，差異性并非塑造中外關系的決定性刻刀。

　　另外中國經濟發展是可以被遏制的嗎？我們相信，外部的遏制行動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制造一些臨時性麻煩，但中國經濟的內在成長力量遠遠大于外部所能產生的阻礙力。相信世界上不感情用事、更注重客觀分析、認識中國的人，都不會懷疑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

　　我們不知道自己對美國的認知有多少是契合實際的，有多少折射了兩國戰略互疑的影響。中國過去一年多里對美國最突出的看法是：美國不再接受并且已經下決心阻止中國繼續發展，它希望通過打擊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和給中國的發展機制動“外科手術”來實現上述目的。我們是否誤讀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呢？

　　中美雙方顯然有必要通過更深入的戰略對話和彼此在行動上互示善意來緩解兩國的互疑問題。

　　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各種摩擦層出不窮的時候，讓理性在兩國關系中發揮穩定的主導作用看來不是很容易，因為理性無法單方面存在，它只能在中美互動中實現，而干擾中美理性互動的因素實在太多了。這種情況下兩國元首大阪會晤達成的共識就成為拴住中美外交理性的錨。風在吹，水在動，我們希望中美兩國能夠抓緊這個錨，從而使得兩國關系能圍繞著它不斷增加理性化，超越各種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