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人民大會堂，全國政協會議現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首個發言。會后，他說，今年能第一個站在政協委員的“最高講壇”上，很榮幸。他所說的政協委員“最高講壇”就是政協大會發言制度。本次政協會議上有32名委員發言。自人民政協1949年9月21日成立至今，“最高講壇”已經有近60年歷史。

　　每年只有三四十人可發言

　　連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7日是遲福林第三次登上“最高講壇”。“每年只有三四十名委員有大會發言的機會，比率才1%-2%，我已經很幸運”，他說。

　　作為政協獨具特色的一種重要民主形式，政協大會發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上，劉少奇、宋慶齡、何香凝、張瀾等12位各黨派和特邀界的委員，都在會議上發言。

　　著名文史學者宋云彬的日記，記錄了這次會議的情景：“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陳毅的最簡單，也很得體。”

　　自此，政協大會發言成為政協的參加單位和委員履行職能的主要形式之一，通過大會發言對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問題進行討論，提出建議和批評。

　　文革期間，政協幾近癱瘓，大會發言制度也隨之消失，直至1983年六屆政協一次會議，大會發言制度開始恢復，但這次會上發言的委員才9人。之后，發言人數逐年增多，到1998年九屆一次會議，大會收到發言稿已有460份。

　　另據2003年第4期《浙江人大》記載，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七屆全國人大曾有三次會議，安排過代表發言，但并未形成制度。

　　自愿報名不指定發言人

　　政協大會發言分為口頭發言和書面發言。每次政協全體會議期間，一般安排二至三次大會口頭發言，每場一般10幾人。未安排口頭發言的，以書面材料發給全體會議與會人員。

　　以1998年為例，發言機會只有三四十個，但申請人數卻達460名，發言權如何分配，才公平？成了難題。1999年的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制訂了《大會口頭發言入選辦法》，確定了發言權分配原則：“質量第一、統籌兼顧、黨派優先”。

　　根據該原則，每年，8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要有一位代表發言，然后再兼顧界別等因素；“自愿報名，不指定、不照顧，同等情況下優先安排未發言的委員”。此外，還要精選發言內容，每場發言既要涉及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又不能重復。

　　上述原則沿用至今。初步統計，十年來，2006年的全國政協第十屆四次會議，收到的發言稿最多，達878份；去年的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五次會議，發言人數最多，三場大會發言48名委員上場，占全部委員總數的2.1%。

　　本次政協會議，收到了大會發言稿629份，安排了兩場大會發言，32人上場，約占總數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