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指出，稅收只是二次分配手段。“十二五”是我國稅制改革關鍵時期，目前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若不能得到及時排解，稅制改革乃至整個改革都可能陷入僵局

　　從“房產加名稅”到“月餅稅”，近來關于稅收的話題不斷挑動公眾神經。一些人好像已經形成了對稅收的“條件反射”，一提到收稅，第一反應就是反對。

　　公眾為什么會形成對稅收的抵觸情緒？如何排解這種情緒？帶著這些疑問，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

　　樊勇認為，公眾這種對稅收的抵觸情緒不利于推動我國“十二五”期間的財稅體制改革，尤其是稅制改革。想要排解這種情緒，政府和公眾都應該從財政收和支的角度看問題。政府要注重增加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支出，讓公眾感覺到政府不僅收了錢，也為老百姓辦了事。

　　公眾為何會出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現在公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是因為稅負過重嗎？

　　樊勇：稅負的輕重，是一個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它需要與納稅人享受到的福利相比較。比如，甲交了兩元的稅，乙交了3元的稅，不能簡單地說，乙的稅負比甲重。如果甲交了兩元的稅，享受了1元的福利；乙交了3元的稅，卻享受到了3元的福利。比較而言，其實是甲的稅負重于乙。

　　從這個角度來看，公眾之所以會出現對稅收的抵觸情緒，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繳了稅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福利。當公眾覺得政府收了錢沒辦事，或者沒辦好，他們就會將情緒發泄到稅收上。

　　中國青年報：根據學界的研究，中國老百姓現在的稅負到底重不重？

　　樊勇：稅負輕重與否，需要與福利水平相比較才能得出結論。由于我們現在很難拿到我國以及國外福利水平的數據，所以現在還沒有關于我國公眾稅負輕重的精確研究結論。

　　一般情況下，學界會用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所有收入(包括土地出讓金、各種收費等財政外收入——編者注)占GDP的比重這三個概念，從不同層面來反映稅負水平。根據2010年財政數據，我國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18%；政府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沒有公開的確切數據，考慮到政府籌集的社會保障收入和各級政府龐大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這個比重應該不會太低，有學者估計超過30%，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水平。上述數據與當前一些突出的民生問題相對照，反映出我國目前的稅負的確不輕。

　　中國青年報：具體來說，公眾的稅負重在哪里？

　　樊勇：雖然前段時間公眾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個人所得稅上，實際上，現在公眾承擔的流轉稅(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編者注)要遠遠重于所得稅。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中，各項流轉稅加在一起占到近55.0%，所得稅加在一起僅占24.2%。但由于流轉稅屬于間接稅，是一種隱性稅負，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消費時已承擔了這些稅負，所以并未像所得稅一樣引起關注。從理論上講，流轉稅具有累退效應，即消費越多，承擔的稅收負擔越重。由征稅引起的商品漲價幅度，往往遵循著生活必需品最大、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小的規律。也就是說，高額流轉稅對普通人的影響相對而言要大于高收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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