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應該適應新常態 圖片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要“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7月29日在中南海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所謂新常態，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經濟增速長期性趨緩，未來難以恢復到9%～10%的高增長軌道。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始于2008年。當時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增速只是短期性放緩，“四萬億”刺激政策下經濟增速的明顯反彈使他們更加堅定了這一判斷，他們相信中國能夠像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樣，重新回到高增長軌道。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做大GDP的激勵、人口紅利、體制改革紅利、“從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長過程”中的追趕效應等支撐中國過去30多年高增長的幾大動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減弱，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2012年和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均下滑到了7.7%，2014年上半年降至7.4%，筆者的預測結果表明“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速將進一步降至6.5%。可見，中國經濟增速的長期性趨緩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新常態”，不要總是期望回到以往的超高速增長軌道，因為理論和國際經驗都表明，一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以超高的經濟速度永遠持續下去，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速趨緩將不可避免。理論上，當一個國家工業占GDP的比重達到峰值之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發展服務業來拉動，而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則相對緩慢；此外，當一個國家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峰值之后，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消費來拉動，而依靠消費是無法實現超高速經濟增長的，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等都是高消費國家，但它們的增長率不過是2%～3%。國際經驗也符合上述論斷，二戰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均實現了連續30年左右7%以上的高增長，但是它們的增長速度在第4個十年幾乎無一例外地大幅下跌了。

　　不過，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與社會仍然需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自1998年中央提出“保8”以來，“保8”“保9”“保7.5”等保增長目標頻頻進入人們的視野。為什么對歐美國家而言，2%～3%就已經算是非常高的增長速度了，當經濟增速達到2%～3%時他們甚至可能需要考慮出臺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而中國需要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就連從7.5%到7.4%這樣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難以容忍，更別說降到6.5%甚至更低。究其原因，發達經濟體擁有較為完善的社會政策體系和社會保障網絡，社會架構比較穩定、社會彈性比較大，而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滯后，社會架構較為脆弱、社會彈性較小，就業壓力大，哪怕是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是社會難以容忍的，因此經濟和社會患有明顯的“高增長依賴癥”。具體而言，“高增長依賴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和新增高校畢業生的不斷增加使得就業形勢持續嚴峻，因此需要高增長來保就業。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從2012年開始下降，2012年和2013年分別減少了345萬人和244萬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就業壓力開始減輕。一方面，產業結構轉型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使得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據預測，2011～2015年平均每年有653萬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來，2016～2030年平均每年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依舊多達540萬。另一方面，高校擴招以來，高校畢業生人數年年創新高，2014年畢業生人數已經達到722萬，“十三五”期間每年仍將有700多萬的高校畢業生踏入社會，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相比之下，2000～2008年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平均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只有30萬左右，而日本就業人口每年減少9萬人，它們無需中國這樣的高增長來保就業。因此，中國需要保持高增長來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

　　第二，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處于弱勢地位，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提高依賴于高增長。居民是勞動力、資金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主要來自于這些要素收入，2013年城鎮居民要素收入占比為76%，農村居民要素收入占比更是高達91%。但是，地方政府卻持續嚴重壓低生產要素的價格，導致居民收入大幅萎縮。比如，2010年中國制造業工人小時工資只有美國的5.7%和OECD國家的7%。再比如，調查顯示2011年被征地農民得到的補償款僅為1.7萬元/畝，而地方政府出讓土地的收益卻高達77.8萬元/畝。由于轉變發展模式是一項長期而艱難的任務，因此“分好蛋糕”是在長期里才能實現的目標，中短期里“做大蛋糕”仍然非常重要，所以依舊需要高增長。

　　第三，高增長才能為民生支出提供充裕的財政收入。中國政府目前尚屬于增長主義政府，將很大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經濟建設，因此投入到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明顯不足。不僅如此，民生財政支出在城鄉和地區之間嚴重不平等，農村地區和中西部落后地區的民生財政支出更是匱乏。以社會保障為例，2012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6.7%，而OECD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達22%，法國更是超過30%，即便是墨西哥（7%左右）和智利（10%左右）等發展中國家也明顯高于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在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還存在嚴重的不平等：2011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均補助標準為936元/年，而新農合的人均補助標準則只有130元/年，前者是后者的7倍；2012年北京和上海人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分別為2051元和1861元，而河北和貴州分別只有645元和676元，僅為北京和上海的1/3左右。短期內，政府財政支出構成難以發生大的變動，因此政府要想繼續增加民生財政支出，必須要建立在財政收入總體規模不斷擴大的基礎之上，而經濟增長則是政府財政收入的最主要源泉。

　　經濟與社會所表現出的“高增長依賴癥”和長期增速趨緩為核心特征的新常態之間存在強烈沖突，而且由于“高增長依賴癥”會長期存在，因此二者之間的沖突也會長期存在。我們要面對“高增長依賴癥”和新常態之間的沖突，更要想辦法去解決沖突。解決沖突的辦法無非有兩種，一是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二是降低經濟與社會對高增長的依賴程度。中國的確可以繼續實施以高投資為支撐的增長主義發展模式，重新回到8%以上的高增長軌道，但是高污染、高能耗、貧富差距拉大、產能過剩加劇、經濟結構失衡、流動性泛濫和腐敗盛行等老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因此單純追求這樣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筆者認為，以平常心適應新常態的根本之道在于，著力通過深化改革降低全社會對高增長的依賴程度。

　　第一，積極推進社會改革，加強社會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重視并加強社會建設。加強社會建設有助于穩定社會架構、增加社會彈性，從而降低經濟與社會對高增長的依賴程度。在推進社會改革、加強社會建設的過程中，重點需要完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社會管理水平，擴大就業并促進再就業。

　　第二，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政府職能從“做大蛋糕”轉變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重”。雖然以高投資為支撐的增長主義發展模式實現了“做大蛋糕”的目標，但是卻沒有較好地“分好蛋糕”。未來需要在適度“做大蛋糕”的同時努力“分好蛋糕”，為此需要著重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要素市場改革。要素市場改革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有助于“做大蛋糕”。而且，要素市場改革之后，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的價格會有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隨之提高，有助于扭轉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勢地位，從而有助于“分好蛋糕”。二是，實施總量減稅。總量減稅可以同時刺激企業生產和居民消費，使總供給和總需求同時擴張，從而實現“做大蛋糕”的目的。而且，以往的高稅收體制不但沒有在二次分配環節縮小貧富差距，反而導致了逆向調節，而總量減稅則可以扭轉二次分配環節的逆向調節問題，從而實現“分好蛋糕”的目的。總量減稅不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是可行的。2011年，歐盟國家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83%，美國和日本更是分別高達99%和223%，盡管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但是中國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53%，因此目前中國仍有較大的減稅空間。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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