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河南省濮陽臺前縣下文件，對紅白事標準進行了明確要求，要求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不執行要被懲戒。（1月4日《河南商報》）

　　不可否認，當下一些農村地區的結婚彩禮標準確實太高，一般民間常說的“三斤三兩”或“萬紫千紅一點綠”等彩禮標準，需要十幾萬元，甚至有的高達幾十萬元，還不加要求有房子、車子。如此高的彩禮標準，已經背離結婚彩禮的習俗初衷，成為一種陋習。特別是對于收入本來就不是很高的農民來說，是一筆相當大的經濟負擔，毫不客氣的說，兒子結婚已經壓的很多農民喘不過氣來，乃至成為農民返貧的重要原因，絕大多數有兒子的農民都希望彩禮標準能降低一些。

　　地方政府以紅頭文件形式，出臺一個“彩禮指導標準”，最高限額不超過6萬元。這對于有兒子要娶親的農民家庭來說，當然是一個喜訊，也符合當下不少農民的期望，具有強大的群眾基礎。不過，也要看到，從法律和婚姻實際情況來看，“彩禮指導標準”只是看上去很美，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從法律角度說，女方向男方索要彩禮，不管提出多么高標準的彩禮，本身并不違法，索要高標準彩禮不等同于賣女兒。即便女方提出的彩禮標準超過了“彩禮指導標準”中的6萬元標準，任何人都無法強制要求女方必須將彩禮標準降到6萬元以內。而且，這份“彩禮指導標準”只是指導性的，并非強制性的。

　　再者，從現實生活的實際操作角度說，就算女方提出的彩禮標準過高，超過了“彩禮指導標準”中的標準。但在男多女少的當下，絕大多數的男方家庭只能選擇接受和答應，“彩禮指導標準”淪為一紙空文。因為只要男方沒有按照標準給女方彩禮，女方家庭極有可能不同意這門婚事，婚事就可能直接吹了，壓根就沒彩禮的事了，男方只能打光棍。要知道，現在愿意甚至借債給過高標準彩禮的男方家庭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另一方面，在人口大流動的當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進入城市工作、生活，結婚另一半并不一定是本地人，可能是外縣人、外市人甚至外省人、外國人。這份限于一縣的“彩禮指導標準”只對當地居民有指導性，對外地人并沒有指導性，外地女方提出彩禮標準過高，這“彩禮指導標準”連起碼道德和輿論的約束力都將失去。

　　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出臺“彩禮指導標準”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操作起來恐怕沒有太大效果，達不到預期目標。相反，筆者尤為擔憂的是，在操作過程中很有可能走歪，指導性的“彩禮指導標準”可能演變成強制性的“彩禮指導標準”，進而引發更多的糾紛和矛盾，甚至會拆散更多的婚姻。所以，“彩禮指導標準”在操作過程中一定要避免權力越界，約束好相關機構，把握好分寸。（中國臺灣網網友：何勇）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