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的足球解說理應是拐棍，需要時拄一下，不需要時可隨手丟在一邊不至于礙事。如果做不成拐棍，那至少也不應變成皮鞭——不管你能否接受，都會劈頭蓋臉地抽將過來。

　　作為資深球迷，在電視上看球的年頭可實在不算短了，傳說中中國體育解說第一代人物——張之老師，印象中并未聽過他解說的足球比賽，“聽足球”的歷史，對我而言是從1978年世界杯半決賽、從宋世雄、宋競先等開始的。

　　早期的足球解說，似乎帶有濃厚的“廣播解說”特點，“5號把球傳給3號”之類“有眼睛就能看見”的場面話俯拾皆是，給人的感覺，仿佛是解說員“幫你看電視”一樣。這也難怪，早年的大賽難得有中國解說員親臨現場，第一次大規模解說世界杯，幾位解說員是在離賽場西班牙萬里之遙的香港，看著電視畫面配解說詞的，與其他普通的電視觀眾相比，其優勢不過是看到的電視更大些且是彩色的罷了。

　　這樣的解說風格從兩位宋老師，延續到孫正平、韓喬生，以及一些地方臺體育解說員身上，隨著直播的增多，以及觀眾收視條件的改善，變得日漸“不解渴”，甚至形同廢話——我們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用得著你說嗎？上世紀80-90年代之間，一些直播開始引入解說嘉賓（張路老師這樣的體育專家，或張慧德老師這樣的特定語言專家），并嘗試在解說中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在一些地方臺，則出現了一批以信息翔實、解說風格專業著稱的解說員（如唐蒙、詹俊等），他們和專業嘉賓的搭配，成為許多球迷津津樂道的“黃金解說組合”。當然，這一期間另一類風格，即“業余（甚或耍寶）主持+專業嘉賓”的風格也并行不悖，同樣有相當多的支持者。

　　似乎是從一句“格羅索立功了”開始，中國足球解說出現了“激情派”異軍突起，“賦詩派”相映成趣的現象，拉美式的顫音“goooooal”和瘋狂吼叫，時常在深更半夜將昏昏欲睡的“球迷家屬”們弄得驚覺跳起，離題萬里的“即興心靈雞湯”，則將原本興致勃勃的鐵桿球迷弄得心煩意亂。球場休息、賽事前后，又常常跳出些不知所云、甚至不知和足球有啥關系的帥哥美女，跟真正的足球專家爭搶有限的話筒時間。

　　常年居住在境外，各國足球解說也聽得多了、熟了，所謂的“拉美式顫音”，在世界杯解說中，通常僅限于給解說者的主隊、準主隊，在進球時吼上一嗓子，倘是“兩不相幫”的中立解說則相對平靜，若該解說在同一場比賽中既給甲隊、也給乙隊“顫”，多半會被認為是神經有問題；大多數歐洲式足球解說，則更像中國早期“廣播派”的極簡版，寥寥數語，簡單交代場面而已，更詳細、專業的內容，則放在賽前賽后和中場休息，交給嘉賓去說（通常是著名球星、教練等）。

　　除了2002年，中國隊一直是世界杯決賽圈的看客，作為球迷，自可以有自己的“準主隊”，作為公營電視臺的解說員，卻有義務為廣大球迷提供中立、專業、客觀的解說，而不是將自己變成一個“公費旅游”的“準球迷”，靡費寶貴的公共頻道資源，去宣泄自己的情感和精力。

　　當然，有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在網絡時代，觀眾可以邊看轉播邊上網，其資信之翔實、專業，只要稍做有心人，就未必在解說員之下，“專業路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越來越難。但即便如此，“顫音派”和“抒情派”的泛濫，也足以讓許多球迷出于自己或家人、鄰居的身心考慮，不得不選擇“靜音收看”，和解說伴音道別。

　　合格的足球解說理應是拐棍，需要時拄一下，不需要時可隨手丟在一邊不至于礙事。如果做不成拐棍，那至少也不應變成皮鞭——不管你能否接受，都會劈頭蓋臉地抽將過來。

　　對于某些現役解說員而言，要求他們提供更好、更專業的解說，暫時恐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但要求他們在做到這些之前，至少不去做“噪音制造者”、“伴音終結者”，恐怕并不算很過分的要求吧？（陶短房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