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犯焉識》寫的是大時代中的一出性格悲劇，陸焉識對自由的向往，讓他忽略了對妻子的愛，也總是不大顧及自己的安危，最終將自己和家庭送上了時代的祭壇。《歸來》則寫了一出命運悲劇，它用命運的濾鏡將歷史的特性轉換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傳奇。小說與電影的差別，正像作者與導演對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處理。

　　張藝謀電影《歸來》對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不可不謂巨大。這樣說，倒不是因為張藝謀只拍了小說最后20頁，而是《歸來》改變了《陸犯焉識》的氣質。

　　不少人盛贊前半段車站那場追捕戲。的確那場戲調度難度很高，剪輯緊湊，確實是整出戲最緊張刺激有動作的華章。不過在我看來，這段急管繁弦，是諜戰(zhàn)劇的節(jié)奏，陸焉識與馮婉瑜像兩個地下黨員會面，又像烈士般決絕地飛蛾撲火，這適用于大難臨頭劇烈掙扎的故事，比如陸焉識剛砍死了黑社會大佬準備跑路，又或是兩人反抗封建偷情私奔。

　　而在嚴歌苓的原作中，陸焉識與馮婉喻（她的名字為什么會被改成“婉瑜”？）的氣質都是被動的，靜穆的，他們一路都在消極地周旋與妥協(xié)中回應旁人與時代對他們的為難。陸焉識，一個已經在西北勞改十七年的逃犯，還擁有超高的智商與豐富的知識，理應有著更為強大的覺悟與耐性，既要一解自己多年相思之苦，又不能給親人尤其后代帶去更慘重的苦難。我想《陸犯焉識》中的描寫才更符合情理：陸焉識遠遠地觀望著自己的一家，不走近不相認，馮婉喻明知他已歸來，不回望不關注。最后陸焉識自行離去，自首，才有了十三年后的重新“歸來”——時間的改寫也很重要，要有十三年這樣足夠的長度，我們才能認可陸焉識的冒險出逃，認可他在為未來的艱難歲月積蓄精神的冬糧。

　　如果像《歸來》中所敘，陸焉識從出逃、被捕，到他獲得平反歸來，只有短短三年，但這次出逃，卻造成了女兒的背叛、改行，母女的反目、參商，母親的憔悴、失憶，你會不會覺得他的斷然越獄，太過于沖動，太過于自私，太過于愚蠢？

　　《陸犯焉識》寫的是大時代中的一出性格悲劇，陸焉識對自由的向往，讓他忽略了對婉喻的愛，也總是不大顧及自己的安危，對大衛(wèi)，對凌博士，對不同時期的政府，他總是強調自己僅剩的那一點自由，最終將自己和家庭送上了時代的祭壇。小說中比較精彩的一筆，是當陸焉識回到上海，他的大女兒丹瓊為首的親友，拼命要撮合他與婉喻復婚，似乎這樣才對得起他們多年對兩人的怨恨、傷害與缺席。而已經失憶的馮婉喻卻抵死不從，大鬧家宴。這一場遲到的對“包辦婚姻”的反抗，正是馮婉喻借由失憶獲得自由與解放的象征，焉識那一句“我為什么要拉住她”耐人尋味，讓人相信他們真是靈魂的伴侶。

　　《歸來》則是寫了一出命運悲劇。它輕易地用命運的濾鏡將歷史的特性轉換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傳奇。我們看不出陸焉識為何落難，也不曉得馮婉瑜因何摯愛丈夫，那些隱約的規(guī)訓與合法傷害似乎都是命定無疑，所以完全可以置換成“薛平貴征西”或“傷好了找部隊”。觀眾在故事規(guī)定的情境中去體味兩人百轉千回的愛情。故事的時代背景與故事的內核“相見不相認”之間，并沒有牢不可分的血肉相連。任何一個時代都會發(fā)生這樣的故事。

　　小說與電影的差別，正像作者與導演對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處理。

　　嚴歌苓給了逃獄前的陸焉識九年時間去發(fā)現(xiàn)內心對妻子的愛，讓他用橫穿中國的逃亡去證實這份愛，讓他用咫尺陌路的形式去展現(xiàn)這份愛，再給他十三年時間去等待與愛重逢。而這整整廿二年，都為了讓陸焉識贏得生命最后保留的那份自由。馮婉喻死后，陸焉識重回西北流放地，雖然有些突兀，但似乎作者要強調，陸焉識渴望“歸來”，不是為了重拾家庭溫暖，摯愛親情，他只是不再做別人期望的那個陸焉識。

　　而張藝謀讓陸焉識僅僅在離家鄉(xiāng)不遠的地方逃逸，再用濃墨重彩的妻子拒不開門，女兒毅然舉報來書寫悲慘。三年后焉識歸來，在各種幫助婉瑜恢復記憶的手段（修鋼琴、念信、找老方）失效后，張藝謀讓陸焉識用“很多很多年”單純的陪伴，來償還、撫慰妻子經受的苦難與傷害。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一家三口，誰也沒有了犯錯的機會。所以，我們只好說，這是他們命中注定的，就這樣過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