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藏與公用

　　在今年的嘉德春拍上，唐弢先生收藏的郭沫若、葉圣陶、朱自清、巴金、冰心等人的手稿，少則幾十萬元，多達上百萬元拍出（一頁啊！），頗引熱議。我向來以為拍賣場上完全是周瑜打黃蓋的買賣，不勞我們插嘴。我的第一反應倒是：公立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今后征集文物越來越困難了……

　　我并不反對民間收藏介入這個領域，從某種意義上，他們無形中也促動了全社會對于文化財富的珍惜和熱愛。公共機構雖然有人多“勢”重之優，但也出過丟文物的丑聞，或者鎖在大柜里誰也看不到等同它不存在的事情。可是兩相比較，文物在公共機構從保藏、研究乃至調用上肯定比私人要造福“最大多數”。這一點，鄭振鐸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曾談到，并一直致力于讓民間私藏化為公有的工作。道理是這么講，但文物一旦入私人手中，寶愛有加，也有可能一入侯門深似海，從此便不見天日；而在公共機構中，不論手續多么嚴格或繁瑣，研究者總是有條件可以去查閱。

　　千萬不要低估那些上拍東西的價值，單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談到新發現的史料或者作家的集外文，與其去讀《新文學史料》，還真不如去看拍賣會圖錄——這也是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田野”考古，這些史料的發現有可能增補歷史細節、改變對作家的評價，甚至重寫文學史。以巴金為例，從他保存的讀者來信可知，他曾經給無數讀者回過信，然而目前搜集到的他致讀者信恐怕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巴金一生信奉“把心交給讀者”的創作原則，這些與不同讀者之間的交流如果有機會匯集在一起，將是研究他創作和思想的重要史料。有位著名作家的后人曾對我說過：能否呼吁一下，那些書信、手稿拍賣之前復印一份給作者家屬呢？我們不要原件，只要其中的信息。其實很多學者也是這么想的，但從現實看，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那么，只有寄希望于藏家是個慈善家了？也不盡然。我還希望藏家也是位研究者，能夠懂得自己藏品的價值，能夠及時將它們的內容整理、公布出來，惠及學界。北京的藏家方繼孝就這樣，他已有多卷《舊墨記》和《碎錦零箋》等著作。不過，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比如方繼孝藏有數量相當豐富的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的檔案，其中包括140余封夫婦倆的通信，還有三四百封現代文人致陳夢家的信，在方繼孝寫出《陳夢家往事》之后，我一直期待著更多原始文獻的整理、出版，但可能因種種原因，至今仍然沒有如愿。就此我也在想，一些私人藏家能否與專家學者充分合作，共同整理和研究那些藏品？我知道，長期以來，收藏界和研究界相互看不起，收藏者覺得研究者手里沒有貨，而研究者認為收藏者沒學問，其實這都是較為極端的看法，兩者友好合作，不是雙贏嗎？

　　那么，公立機構就在一旁干瞪眼，完全出局了？未必。除了在今后的經費預算中，合理安排相當資金關注拍賣市場，不要錯過必得之物外。尤為關鍵一點是要“善待廣用”：善待捐贈物，讓捐贈者心安，確信自己的東西總算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一片真心才能感動四方；廣用是要讓它們發揮應有的價值，及時整理、研究，讓更多人可以調用，而不是爛了也不讓你見到灰，無私服務才能得到無私回報。不斷提高自己的信譽度，相信也會有越來越多的有長遠眼光的文獻擁有者，甚至一些民間收藏者，還是愿意把文獻捐贈給國家。人生一世，如果想明白，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為個人永久占有，百川歸海、化私為公未嘗不是大道。（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