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間，江蘇廣播電視臺為“12·13”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首個國家公祭日拍一組《國之祭》時政片，特派出兩位記者來京專門訪拍我。之所以來訪拍我，是因為他們在查閱檔案資料時發現最初提出這一建議案的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是朱相遠(也就是我)。他們讓我回憶當時的想法與過程。

　　 1978年冬天，我參加一個科技考察團，在日本訪問了一個多月。當時的日本 ，已完成了工業化進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他們的經濟成就、現代化城市設施、富裕生活水平，令我們感嘆、亢奮不已。我還發現日本民族具有強烈國家認同感，對于二戰中遭受原子彈襲擊的死難同胞，仍念念不忘。每年皆在廣島與長崎，舉行大規模隆重悼念儀式。國家與政府首腦，皆要參加公祭，向死難者致哀，場面感人。

　　 可是我又想到，兩顆原子彈，對日本造成十幾萬人死亡，而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屠殺無辜軍民達上千萬，僅南京大屠殺，就達30萬人。他們年年在廣島、長崎舉行國家公祭，我們為什么卻無聲無息幾十年呢？隨著時間流逝，國家逐步現代化，人們生活富裕化，我們的后代就會一代一代地淡忘國恥。這將會削弱民族認同感、國家歷史感，以及對未來的危機感，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于是我想，中國也應當定個公祭日，最合適的當然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因南京作為當時中國的首都，日軍攻入那里后進行慘無人道的屠城，遠東法庭和我國法庭皆承認這是世界上一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日本是于1937年12月1日，由其大本營下達命令：以松井石根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立即攻占南京。當時國民政府決心死守南京，12月4日南京保衛戰開始。12月10日日軍在進攻南京途中，大肆屠殺平民，兩個日軍少尉，竟然進行刀砍殺人比賽，結果野田砍殺105人，向井砍殺106人，難分勝負，就決定再比誰先殺到150人。12月12日我國守軍退入城內，城外皆失守。12月13日，日軍終于從中華門攻入城內，僅有部分守軍撤退過江。日軍開始屠城。12月17日他們耀武揚威地舉行“入城式”，但屠殺并未停止。于12月18日在南京草鞋峽，屠殺軍民57000余人，是大屠殺中死亡最多的一次。直到12月26日還在金陵大學廣場上，集體屠殺300多人。

　　 由于南京大屠殺過程長，達40余天，筆者難以確認以哪一天為公祭日，故在提案中要求江蘇省政府，選定某一天為公祭日。而且還建議公祭時，要邀請海外包括臺灣的有關人士和日本友好人士參加。我在1978年訪日時，發現很多日本反戰人士，對這場侵略戰爭也深惡痛絕。

　　 1994年3月上交的這份提案，被轉到江蘇省。不久，我就收到江蘇省人民政府的一份回復：贊同這個提案，并確定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為公祭日;從1994年起每年于該日皆舉行公祭活動;1995年后又建設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及其它23座紀念遺址。

　　 直到11年后，2005年3月的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又有49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要求升為國家公祭日。又經過9年，于今年2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七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將12月13日法定為國家公祭日。

　　 從我1994年提出南京大屠殺公祭提案，并于當年在南京實行后，又經過了20年，才上升為國家公祭日。而日本自二戰結束后，就每年由國家公祭原子彈受害者。這里我忽然想起《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作者所提問的：如果不是因為同日本關于釣魚島的爭端，我們國家會不會有人想起以公祭形式祭祀我們30萬的亡靈呢？應該說，20年前我的提案就被肯定而落實了，畢竟已祭祀20個年頭了。但到今天才上升為國家法定公祭日，確實慢了一些。然而這正反映十八大以來，我國確實跨入了一個嶄新時期，不僅經濟上進入新常態，政治上抓緊反腐改革，外交上則全面樹立大國外交態勢。也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的講話中所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保衛人民和平生活堅強能力的偉大國家，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

　　 習主席的講話，讓人感到氣壯山河、胸懷激烈：我們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而不是要延續仇恨;中國人民也要莊嚴昭告國際社會：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堅決倡導者和有力捍衛者!

　　 20年過去了，筆者看到當年的提案，不僅在南京落實，現在又提升到國家層面，心中無限感慨。十八大以來，民族復興意識、世界大國意識、國家安全意識、歷史意識等皆空前提高。歷史是民族的靈魂主脈，我們不忘歷史、紀念歷史，正是為了繼承歷史、創造歷史、書寫歷史。

　　 (作者朱相遠，為全國人大原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