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因素為日軍事化松綁　　

　　日本內閣通過決議案，解禁集體自衛權，為已經非常錯綜復雜的東亞形勢再添變數，無疑將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

　　“集體自衛權”是指與本國關系密切的國家（主要指盟國）遭受其他國家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進行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是二戰后日本在“和平憲法”原則指導下，根據國內外條件做出的重大政策選擇，也是多年來構成其“專守防衛”基本國策的一個具體要素。日本戰敗投降后，在美軍占領時期的1946年制定了后來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新《日本國憲法》。根據日本內閣法制局所作出的憲法解釋，行使集體自衛權是違反憲法的，因此該解釋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只允許行使個別自衛權，即在本國受到攻擊時行使武力。

　　現在，日本政府反其道而行，作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決定，將使日本在即便自身并未受到攻擊的情況下，也能夠采取軍事行動保護其他國家。這背離了戰后60多年來日本實行的防衛政策和姿態。解禁案雖有一些“限定條件”，但仍然給了日本參與海外軍事行動以很大的空間。

　　安倍政府的這一決定，主要是在四大因素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結果。

　　首先，該決議案的通過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一個邏輯結果。2006年-2007年安倍晉三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期間，就曾指令由前外交官和學者組成的專門小組研究集體自衛權問題，探討解禁的可能性。安倍二度出任首相后，政治右傾色彩明顯。他企圖修改和平憲法，主要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即永遠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和不保持軍隊，只設自衛隊。然而，修憲門檻高，難度大，安倍政府未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修改對憲法的解釋相對來說要容易得多。因此，可以說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結果。

　　其次，解禁集體自衛權成案是日本國內牽制力量分化式微的產物。冷戰終結以來，曾經是日本左翼政治力量中流砥柱的社會黨式微，作為其余緒的社會民主黨力量大為下降。民主黨執政3年多乏善可陳，接著在大選中遭受重挫，陷入混亂局面，已無作為日本政壇兩大政黨之一的實力。公明黨作為自民黨的執政伙伴雖對解禁集體自衛權持保留態度，但其力量未大到足以阻止自民黨的程度，最終作了妥協。至于社會力量的反對，終究缺乏政治上的代表來發力。由于自民黨握有國會兩院的多數，今年晚些時候修改《自衛隊法》，以使自衛隊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估計困難不大。

　　第三，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也是一段時間來美國鼓勵引導的結果。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采取“亞太再平衡”戰略，其中的重要支柱是發揮雙邊同盟關系的“基石”作用。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多次鼓勵誘導日本在亞太安全中承擔更大責任，發揮更大作用。在這一意義上說，美國早已拔出了“瓶塞”。而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是與美國的“再平衡”一致的。雖然不能簡單化地說“再平衡”是針對中國，但其中存在防范中國的一面是難以否認的。日本出于它錯誤的“中國威脅”觀，在戰略和安全上倒向和配合美國的亞洲政策，從而希圖收獲它所希望獲得的紅利。

　　最后，解禁集體自衛權也是日本努力掙脫戰后所受束縛，成為所謂“正常國家”的一部分。安倍等人企圖對歷史進行翻案的“歷史修正主義”已經廣為人知，一意孤行參拜靖國神社為世人所不齒。近來安倍政府還重新調查1993年就日軍強征慰安婦作出道歉的“河野談話”，隱含了翻案的意圖和可能。修改其武器出口原則也是如此。

　　安倍內閣上臺后，在其威脅觀方面出現了新動向，即一再渲染中國軍力發展，聲稱“中國想改變地區現狀”，并試圖拉美、澳、印等形成“民主菱形”架構，其意不言自明。這種威脅觀的發展，其偏差是十分顯然的。可以有把握地說，日本構筑對華“統一戰線”的做法是徒勞的，說客氣一點是自我安慰，說得不客氣一點則是自欺欺人。

　　對于日本近期的所有這些動作，周邊國家有理由提出批評，表示關切，但仍然不能簡單得出日本正在重走軍國主義路線的結論。所謂軍國主義，是指對內實行一切服從軍事需要，對外實行軍事侵略擴張的路線。今天的日本若要這樣做，在內外兩方面都不具備條件，對此要有基本的認識和慎重的判斷。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任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