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日前決定，依據(jù)“國家機密保護法”注銷“公務機要費案”中，遭陳水扁核定的五類絕對機密，引起陳水扁及民進黨強烈反彈，聲言此為政治清算，指責此舉侵犯前“總統(tǒng)”權利，“違憲”違法，并危及“國家安全”。因陳水扁核定其檔案資料為絕對機密而受阻之“公務機要費案”，包括特偵組偵辦及法院審理，都將得以繼續(xù)進行。 

　　臺灣《中國時報》社論指出，此事涉及者不只是哪一位“總統(tǒng)”的舉措，還關系到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的權限范圍與“司法”權力的制度分際。可以期待的是，借此建立同時評價過去“總統(tǒng)”、現(xiàn)在“總統(tǒng)”以及將來“總統(tǒng)”行為的制度性指標。既于民主“憲政”的發(fā)展有利，即為我們樂見。為避免干預進行中的案件，以下的分析觀察，特別是關于“總統(tǒng)”職位的部分，均不以個人為討論對象，而是對任何一位“總統(tǒng)”，一視同仁。 

　　臺灣的“憲政”史上第一個由現(xiàn)任“總統(tǒng)”親簽聲請而做成的“第六二七號大法官解釋”，于此重加閱讀，將饒富意義。此項外觀上不似針對任何個案而為的解釋，有幾個當下頗具時間關連性的重要論點： 
　　
　　第一，“大法官”一再重申的“憲法”原則是，“總統(tǒng)”享有的刑事豁免權，不是絕對的特權。在“總統(tǒng)”任期屆滿之后，仍可針對“總統(tǒng)”任內的刑事犯罪行為，進行追訴。 

　　第二，“總統(tǒng)”在其行政權范圍內，就有關“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資訊，為避免影響“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有核定其為“國家”機密而決定不予公開的權力。但此項權力亦“非憲法上之絕對權力”，應受權力制衡與“司法”審查。

　　第三，核定“國家”機密，“大法官”說是“總統(tǒng)”的職務權力，并未認為是“總統(tǒng)”個人的權利。在他人為刑事被告的案件中，“總統(tǒng)”有拒絕提交“國家”機密資料作為證據(jù)之特權；當然也得依“司法”請求提交證據(jù)。 

　　社論指出，有待于實際司法案例中檢驗的一個問題是，如一位“總統(tǒng)”為避免自己“總統(tǒng)”任內的犯罪行為于任期屆滿后受到追訴，而將自己犯罪行為相關資訊，核定為絕對“國家”機密時，怎么辦？后任的“總統(tǒng)”可否將其機密注銷，以利追訴？ 

　　如果后任的“總統(tǒng)”不能這樣做，那么“大法官”說“總統(tǒng)”的刑事豁免權不是絕對的權力，就是欺人之談。如果“總統(tǒng)”可以利用“國家”機密核定權讓事后追訴成為不可能；“大法官”說“國家”機密核定權不是絕對權力，同樣也會成為欺人之談！ 

　　反過來說，后任“總統(tǒng)”為了追訴前任“總統(tǒng)”而將其核定的“國家”機密解消，是不是同一個問題應該思考的另一面擔憂呢？這一面問題的答案，其實簡單多了。如果前任“總統(tǒng)”沒有犯罪，不會因為一項“國家”機密的解消而構成犯罪；解消“國家機密”，絕不會使得無辜之人有罪，只會有是否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后任“總統(tǒng)”既然無法用解消機密的方式，讓無罪的前任“總統(tǒng)”變成有罪，當然也就不致為了追訴前任“總統(tǒng)”而甘冒大不韙，解消機密而危害“國家”安全。最難的抉擇，其實是揭露犯罪與揭露機密發(fā)生沖突，后任“總統(tǒng)”可以選擇保密而不揭發(fā)犯罪，也可能選擇揭發(fā)犯罪而不保密。選擇保密最簡單，因為如此保障了安全，同時也無法發(fā)現(xiàn)有人犯罪。選擇揭發(fā)犯罪而不保密，后任“總統(tǒng)”解密行為自會受到公開檢驗，而且是在“司法”程序之中受到公開檢驗。原來核定的機密該不該核定為機密，解消機密的決定會不會影響“國家”安全，都是要受公開檢驗的決定。后任“總統(tǒng)”解消機密的決定，就是讓自己受到公開檢驗的決定。 

　　社論說，這點并不使我們擔心“總統(tǒng)”至愚，不會想用揭開“國家機密”的方法去論斷前任“總統(tǒng)”的無辜行事；也不必急于批評解消機密恰不恰當。等到“司法”進行而解消的機密內容大白于世時，解消機密的決定自會受到“司法”檢驗與輿論公評。 

　　在“憲政”上真正重要的是，有如美國《紐約時報》公開國防部越戰(zhàn)報告，最高法院判決留給世人的啟示──如果揭露“國家”機密公開于世，唯一的傷害就是發(fā)現(xiàn)根本無密該保的尷尬，揭露濫權行為帶來的尷尬絕不能稱做危害“國家”安全！

[責任編輯：張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