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8月下旬到華盛頓訪問，與美國同行就中美關系進行坦誠交流。美國部分學者對中美關系流露出一些憂慮，其中之一就是擔心中國欲挑戰現行國際秩序和美國主導地位。他們認為，美國過去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希望中國融入并接受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現在中國卻不滿足于此，想要另辟蹊徑來與美國分庭抗禮。還有一種看法是中國并非簡單另起爐灶，而是要組建與現行國際秩序平行的“沒有美國的國際機制”，以便左右逢源。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與削弱，這讓美國滋生了挫折感。而在美國大選來臨之際，這種憂慮更是被放大了。

　　但不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梳理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態度與政策，都會發現中國并非顛覆者或破壞者。相反，中國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與維護者，中國無意也無力挑戰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從歷史看，中國參與了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建構。在此期間，中美保持著良好的溝通與合作。1943年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都是構成戰后秩序最為重要的國際文件，而中國均積極參與了上述兩個歷史文件的磋商。中國在創建聯合國的過程中同樣發揮了積極作用，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由此可見，在戰后秩序的建構過程中，中國并非旁觀者，而是親歷者和參與者。

　　從現實看，中國與國際秩序相互需要、相得益彰。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外交的亮點之一就是積極主動地“嵌入”國際體系網絡之中，參與國際秩序建設進程。中國迄今已加入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400多項國際多邊條約。中國的融入增強了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越來越多中國人在國際機構中擔任要職，貢獻有加。中國是一個開放程度甚高的經濟體，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融入國際體系，這決定了中國與國際秩序的關系并非對抗性的。再說了，中國為何要挑戰自身得益匪淺的國際秩序呢？

　　國際秩序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這是歷史演進的必然。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通過二十國集團發揮積極作用，為應對這場金融海嘯以及之后的全球經濟治理出謀劃策。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份額改革，便是二十國集團峰會重要共識之一，旨在有限擴大發展中國家份額，以增強該組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時至今日，這一方案仍被束之高閣。

　　亞投行雖由中國倡導建立，但它始終是開放透明的，不存在任何暗箱操作或潛規則。從一開始，亞投行就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加入，事實上西方七國集團中四個國家都已加入其中。建立亞投行的同時，中國也仍堅定支持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主導作用。與此相比，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并不包括金磚國家，因而浪費了一個與主要新興經濟體共同制訂規則的寶貴機會。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從“消費者”朝“生產者”轉變，在推動國際秩序建設性變革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而無論亞投行還是“新型大國關系”倡議，都是中國為此提出的方案。在此過程中，美國也需學會寬以待人，正確對待迅速成長和發展的中國，正確理解中國主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做法，那種既抱怨中國“搭便車”又責備中國“搶風頭”的矛盾和糾結心態，是該放下的時候了。(阮宗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