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這項制度的落地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3月30日，中辦、國辦公布《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guī)定》，在權與法之間立起一道“防火墻”，干預司法可能令干部的“官帽”不保。此次出臺的規(guī)定共計13條內容，主要建立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三項制度。（3月31日《長沙晚報》）

　　近年來,部分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事件屢見不鮮，廣受公眾詬病。如今兩辦下發(fā)相關規(guī)定，干預司法或令領導干部的“官帽”不保，無疑值得點贊。該規(guī)定不僅為制止領導干部非法干預案件行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撐，而且不失為推動落實依法治國的重要舉措。

　　批示求情、公函求情、會議“判決”……都是一些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案件常用的手法。與會議“判決”相比較，批示求情、公函求情等方式還算顯得“低調”的，因為前者公然以組織名義出面干預，權力“任性”已到置法律于不顧的地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陜西省國土資源廳召開“判決”性質的協調會否定生效的法院判決。這起看似并不復雜的礦權糾紛案，經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至會議“判決”丑聞發(fā)生時仍得不到執(zhí)行，致使價值數億元的集體財產歸于個人名下。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或領導干部以資金、財物、職務升遷等進行誘惑，或以威脅、恐嚇、誣陷等手段干擾政法干警執(zhí)法辦案，更多不留證據、口頭傳達、言語暗示的干預手段甚至無法留下痕跡。這樣干預司法的行為，往往打著“以大局為重”的旗號，背后卻隱藏著權錢、權權、權色的骯臟交易，肆無忌憚地妨礙司法公正，嚴重地踐踏了社會的公平正義。

　　本應成為政治禁忌的“干預司法”，為何一些地方的某些領導干部卻無所顧忌呢？顯然，權力干預司法的“任性”源自問責不力。因為盡管干預司法的丑聞頻頻曝出，卻很少聽聞哪個官員因此獲罪或被問責。此外，“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的現實，讓一些領導干部擁有了足以干預司法的權力“魔棒”。從當前體制來看，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可以“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審判權”，但是在人財物配備方面，地方法院仍然有求于地方黨委、政府。很多時候，倘若不接受“干預司法”，司法機關可能沒地方辦公或辦不好公。

　　此次兩辦下發(fā)的規(guī)定，從記錄、通報、追責三個環(huán)節(jié)，約束和懲戒領導干部干預司法行為，輕則“摘官帽”，重則“蹲監(jiān)獄”，其用意無非是想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為權力行為劃上“紅線”，為司法建立起必要的“防火墻”，無疑具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為了讓這樣的制度善意更好地照進現實，還需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保障法官敢于說“不”的膽量和能力。比如，對于干預行為，該由誰來記錄、誰來通報、向誰通報，如何問責……都應規(guī)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另外，對于敢抵制干預司法行為的人，應該給予升職、嘉獎等多種形式的鼓勵。

　　當然，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力度是最關鍵的，不僅要記下干預司法的“賬”，更要把“賬”公開曬一曬。如此，方能確保司法活動的公平與正義，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錯案。(屈金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