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避免官員與企業家進行私下交易,乃至勾肩搭背,還需要從制度層面多一些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講,禁讀令只是其中的一條路徑

　　近一個月來,各大EMBA班,尤其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長江商學院等最知名的EMBA班,已開始出現領導干部退學潮。最先退學的是政府官員,之后波及國有企事業單位領導。一個多月前,中組部發文嚴禁領導干部參加高收費的培訓項目,EMBA、后EMBA、總裁班等被明確列為高收費社會化培訓項目,“領導干部一律不得參加”(9月15日《京華時報》)。

　　EMBA班初現官員退學潮,當然是好事,這意味著中央的禁讀令開始生效。那些盛極一時的天價培訓班,似乎也正在失去貼金功能,開始回歸到教育培訓的本義。可見,只要確定了規則,且這些規則具體可操作,官員的行為就有了邊界,不會再去胡亂花公款參加那些天價的培訓班,更不能私底下讓企業出資來換取一個堂皇的學歷。

　　不過,似乎也不能過高估計退學潮的實際效果。一者,禁令之下的退學風潮,往往是被動下的不得已之舉,更多是一種權宜之計,其中不乏應景的成分,并非官員的主動意志；再者,官員、富商在EMBA班里的交集,只是政商關系之一途,此舉能否徹底遏止官員與企業家基于利益的勾肩搭背,目前還不好說。

　　其實,對于官員的正常培訓,有關方面的規定也并非不具體。比如,官員應該本著“工作需要、學用一致”原則參加學習、培訓；又如,官員應該提高學習能力,不斷接受新知識,以提高應對復雜局勢的需要等等。然而,遺憾的是,這些規定到了實踐中,往往出現被濫用的情形。學習、培訓的形式仍在,但具體的內容、方式,早變味了。

　　可以說,此前的群起參加學習、培訓是一種應景,而眼下紛紛退出天價培訓班,依然是一種應景。至于風頭過后,會不會故態復萌,未免讓人擔心。

　　公眾對于官員參加天價培訓班的擔心,主要集中在期間可能出現的濫用公共財政資金以及與企業家的不當利益關聯上。一方面,巨額的學費如果以公款支付,不僅造成了財政資金的浪費,也會因為這種擠占而產生不公；另一方面,如果企業出資讓官員接受培訓,則會涉及官員能否公平公正地處理公共事務,甚至可能會出現利益輸送等腐敗情形。

　　類似的個案,在此前已經曝出的新聞中一再呈現。比如,此前落馬的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就與曾名列“2013胡潤地產富豪榜”第39位的廣東省揭陽創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鴻明,是華南理工大學第三屆EMBA的同學。盡管很難講二者的交集源自EMBA班,但其作為觸媒的作用是存在的。在這方面,多一些阻隔,多一道防火墻,十分必要。

　　不僅如此,若想避免官員與企業家進行私下交易,乃至勾肩搭背,還需要從制度層面多一些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講,禁讀令只是其中的一條路徑。

　　除此之外,還應該明確政府官員行為的邊界,并盡可能公開這些邊界,使得全體社會成員一體周知,共同見證并參與監督。只有消除了模糊地帶,才可能有清晰的權責范圍,也才可能堵住官商勾肩搭背的通道。

　　不能說官員的為政之德不重要,但僅僅依靠道德自律,恐怕只能約束那些本身就有戒懼之心的官員。

　　因此,從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思維看,還是應該清晰規定官員的行為規范,從治標入手,明確各種行為的可行與否。通過一點一滴的努力,持續不懈地規范權力、約束權力,打消應景的幻想,進而實現治本。(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