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如埃及、泰國、烏克蘭，正在挑戰(zhàn)著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甚至被當做圣經的民主化理論命題，諸如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中產階級帶來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習慣在“元敘事”上看民主，把一個國家的好壞都歸因于民主。我們應該更專業(yè)地看待這個實在是太重要的現實問題，為此就需要以更敬業(yè)的態(tài)度去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實。

　　埃及民主化悲劇與“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

　　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正相關關系應該來自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他把活躍的鄉(xiāng)鎮(zhèn)自治和發(fā)達的公民團體的活動本身視為民主。但是，所有熱心于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記了托克維爾的“民情說”，美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關心公共事務的民情。換言之，一個可能的反論是，沒有這種性質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會，這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何關？

　　其實早有答案，只不過很多人只是選擇性地相信既有的智識成就，比如普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中所講的南部意大利的基于庇護關系而形成的“弱公民社會”并不利于民主治理。普特南這樣的研究被埃及民主化悲劇所強化。其實，亨廷頓早在其《文明的沖突》中就對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即穆兄會抱有警惕，認為這種社會組織不利于民主。但是，美國制定“大中東計劃”的民主理論家和政治家置此于不顧，當2011年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國發(fā)生政治事變之后，馬上給予一個浪漫的封號“阿拉伯之春”。結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場。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組織主導下的選舉而上臺的穆爾西政權，其政策甚至比威權主義的穆巴拉克更專橫，結果城市中產階級轉而又搞大規(guī)模的街頭政治。但這次中產階級的街頭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軍政權。

　　埃及的現實告訴我們，公民組織是重要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的所有日常事務。但是，公民組織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組織自治是地方性的，即地方或社區(qū)的公共性，而民主政治是全國性的，即全國的公共性，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系，更不能劃等號，其中公民社會的“民情”或者說這個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tǒng)決定了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樣式和走向。

　　泰國政治難題與“中產階級帶來民主”

　　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有一句“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成為西方民主化理論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經典理論就變成：經濟發(fā)展推動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催生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自然要求民主。這是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歷史而給出的一個高度抽象和簡單化、因而也是有違其自己歷史的民主化教條。西方民主化歷史的真相是，資產階級革命帶來了精英民主，這不用質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貴族制、寡頭民主也沒有多少區(qū)別，而真正民主化的到來則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遲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眾民主從此到來。也就是說，即使是歐洲的民主歷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條理論所說的那么簡單。因為理論的簡單化，而簡單化的理論必然有違歷史本身，以至于就連亨廷頓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在《第三波》中也沿著摩爾的路線得出所謂“中產階級帶來民主”這樣的命題。

　　而泰國的政治難題告訴我們，恰恰是城市中產階級，構成了民主的反對力量。他們不停地搞街頭集結，不推翻民選政府決不罷休。更為可笑的是，因為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他們提出了極端荒謬的政治主張：70%的國會議員和官員靠任命，30%的靠選舉。在泰國這樣一個城鄉(xiāng)兩極的社會結構中，中產階級成為少數，必然是人頭政治的輸家。因此，此中產階級非彼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與民主沒有必然聯系。

　　泰國是“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實泰國并不特別。大量的歷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有財富的階級喜好自由，自由帶來財產權，而且喜歡用腳投票，即哪里環(huán)境自由、哪里能發(fā)財就到哪里去，他們特別不喜歡一人一票的靠數人頭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歡人頭政治呢？什么人喜歡平等呢？當然是下層階級、窮人和無產者。也正因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論一直是壓制、妖魔化作為大眾權利的民主的，托克維爾說的“多數人暴政”就是講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當西方的大眾、美國的黑人有了選舉權以后，又沒有出現托克維爾所擔心的窮人對富人的合法剝奪，原因何在？在于憲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眾即使有了民主選舉權也不能實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變成了窮人4年一次的“嘉年華”，富人的隱憂消失了，窮人的心靈也得到了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