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中文大學交換回來的上一個寒假，我常被問到“在香港學到了什么和內地教育不一樣的東西？”一開始我總是興奮而自信地回答：“我在那邊上的課少，但是思考得多。”確實，上學期除了認真完成每門課的閱讀任務外，我還看了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在內的近三十本中英文著作。

　　可當我欣喜地描述不同的政治流派的思考方式是如何迥異時，往往找不到共鳴。一位同學就坦言：“老實講，你讀了那么多非本專業(yè)的書，為何不趁著交換期間多上點課拉高績點，或者找一份實習？”我被這樣一個問題猝不及防地問倒了，于是陷入沉思——我所做的這些都是無用功嗎？

　　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也理解那位同學的初衷。在大學生社交圈，曾一度流行的一個話題就是各專業(yè)畢業(yè)生薪酬排行榜，前十名不出意外地被理工科橫掃。

　　學科選擇本是個人的考量，無可厚非。然而，錯的是許多人在選擇時加上了一把功利的標尺。例如，對于畢業(yè)后繼續(xù)攻讀“傳播與媒體研究”方向的打算，親朋好友的質疑讓我多次陷入“被思考”。我曾一度嘗試著向周邊人解釋這將來能干什么。公關？紙媒？電視臺？企業(yè)人事部？我發(fā)現(xiàn)我已不單單是在解釋，而是在過分解讀。往往，當我們在衡量一個學科的用處時就會陷入一個二分法的怪圈，即什么是“有用”？不屬于“有用”的是否就代表“無用”？

　　在當下，越來越少的人關注大學是否教會了學生多思考，廣涉獵，勤動筆；越來越多的指標在突出畢業(yè)生薪酬，強調就業(yè)率。可在大學，我們除了要學習那些偏實踐性技能之外，還需要為自己創(chuàng)造力做投資。這不是空話，只能說我們缺乏切實可衡量的指標，我們所定義的“有用”太狹隘、太鼠目寸光。

　　愛因斯坦說：“如果一個人忘掉了他在學校里所學到的每一樣，那么剩下來的就是教育。”這也是為什么要讀“無用”的人文社科的一個理由。（俞超 北京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