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

　　經過“夏潮聯合會”辦公室，看到一位白發老先生正在和朋友聊天。他說，江姐的電視劇很感人，她上“老虎凳”時用了4塊磚，“我那時上到兩塊磚時就暈過去了……”沒有壓抑、怨懟，聲音洪亮、笑聲爽朗。這位老先生是誰呢？

　　他是陳明忠，臺灣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也是最知名的“統左”(統派加左派)。陳明忠1929年生于高雄一個地主家庭，從小生活富裕。中學時，被日本同學罵“清國奴”，他開始有了民族意識；而看到佃農對自己卑躬屈膝，他開始有了階級意識。

　　1947年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18歲的陳明忠參加了著名的“二七部隊”。憑著一股血氣，他擔任突擊隊隊長，最后負傷失敗。此后，他和當時很多臺灣青年一樣，抱著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失望，從“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沒多久便加入了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組織。1950年，國民黨當局搜捕地下黨，陳明忠被捕了，被判10年。

　　20出頭的陳明忠，血性、俠氣，也有點桀驁不馴，“坐牢的都是有理想抱負的年輕人，讓苦難生活充滿了想象力。”他喜歡講那時的故事。有次以為要被拉出去殺頭，緊張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而同牢的馮錦輝，臨刑前微笑與同房人握手道別，“握到我時，他的手還是暖的。”

　　出獄后，他過了一段正常生活，在一家民營企業擔任高管，娶了馮錦輝的妹妹馮守娥，生了兩個女兒，但理想和信念都沒改變。1976年7月3日晚，陳明忠把一筆錢交給陳映真，支持他籌辦左派雜志《夏潮》。次日他便被逮捕。這一次，陳明忠受盡酷刑。連問案的人都驚嘆，一般人到第二輪刑訊，要他講什么他都認了；第三輪、第四輪，只有在陳明忠身上用過，“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陳明忠后來說，他明白“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得住的”，堅決不認罪。陳映真、黃順興等因此躲過了牢獄之災。

　　這次，陳明忠痛苦地坐了11年牢，身體受到重創，血壓低到隨時會暈倒。母親去世，沒見到最后一面。母親怎么也不明白，“這孩子這么好，怎么讓人家關兩遍呢？”妻子帶著兩個幼女，怎樣生活？更讓他難過的是，看到中國大陸“文革”的報道，他幾乎痛苦得活不下去。那段時間，他為了讀《鄉土文學論集》絕食13天；也不斷思考，怎么會這樣？那些困惑，促成他后來寫作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馮守娥與陳明忠堪稱志同道合，上個世紀50年代，她因參加叛亂組織被關10年。陳明忠再次被捕，她也被抓去審了幾天幾夜。更艱難的是隨后的11年生活，但“先生是為理想坐牢”，馮守娥堅定地不以為苦。已經46歲的她，靠教日語維生，堅持每年兩次帶著孩子去綠島看望陳明忠。“只為30分鐘的談話，光路費就要花1萬塊臺幣，二三十年前，這筆數目相當大。后來他住在花蓮的醫院，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看他……”“馮守娥是到花蓮探視最多的太太。”陳明忠既感嘆又驕傲。陳明忠后來身體不斷惡化，馮守娥兩年內寫了30封陳情信，終于讓他在1987年得以保外就醫。

　　一生遭受這么殘酷的迫害，沒有發瘋，也會充滿仇恨。然而，2005年2月27日，陳明忠和馮守娥一起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演講《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親歷過“二二八”的陳明忠最有發言權。他首先提出，“二二八”事件并非“臺獨”的起源。他研究發現，“臺獨”的主事者多來自嘉南平原。正是國民黨1949年到臺灣后實行土地改革，碰觸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一部分地主子弟成為“反國民黨”的“臺獨”運動者。

　　作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慘烈的受害者之一，陳明忠隨后表示：“我今天到這里，并不是為了個人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么公道，我只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位臺灣人身上。”

　　他對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說，希望他能代表國民黨前往大陸，“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歷史性的大和解，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讓類似‘二二八’的悲劇不再重演！”

　　演講結束后，陳明忠將一把象征兩岸和解的“和解之鑰”交給連戰。連戰當場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團登陸。兩個月后，連戰首次訪問大陸，成為永遠銘記史冊的“破冰之旅”。

　　不僅如此，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宣布將年年參拜靖國神社，陳明忠和馮守娥以“被害申告人身份”，與一群愛和平人士，2003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國參拜違憲訴訟”。超過75歲的兩位老人家，義務擔任訴訟團隊的翻譯，3年內自費赴大阪9次，終于，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

　　“當人們身處痛苦與災難仍然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地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某種人生成就。”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陳明忠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孫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