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當前的熱詞。何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該如何走？社會上有不少討論。

　　平均主義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標。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吃過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虧。在“大鍋飯”體制下，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不高，經濟體系低效。我們不能再重復這樣的錯誤。

　　當前，一小部分人不僅財富來路可疑，而且高調炫耀，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殺富濟貧”不是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徑。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承擔企業失敗的風險，社會輿論容易被“幸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業家，而容易忘記那些失敗的企業家。實際上，成功企業家的高收入是以更多失敗企業家的損失為基礎的，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層面上，讓潛在的企業家打平他們的期望收益和投資成本。

　　筆者認為，共同富裕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托底”，另一個是“提升”。“托底”就是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讓民眾擺脫對衰老、失業、疾病和匱乏的恐懼；“提升”就是提升民眾的收入能力，讓所有人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多的收入。社會保障不僅是社會福利，也可以提高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因為它降低了掉入貧困陷阱的風險，民眾就可以放開手腳，去從事有一定風險但回報率更高的生產活動，比如開個小店、發明一項新技術，或者開辦企業等等。提升民眾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漁”，讓低收入群體依靠自身獲得更高的收入，縮小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換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拉下來，而是要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上去。

　　這樣的目標，與中國人的道德觀是一致的。我國古代社會就有社會保障機制。南方地區長期存在各種族田，為本族成員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開始有政府承辦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公平觀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則之上的。這個原則是所謂“軸心時代”的先哲們所秉持的公平原則，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亞里士多德都相信，一個人得到的回報應該與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賢能主張，認為選賢任能是分配政治職位的原則。這些原則仍然被今天的中國人所認可，并在實踐中得到實施。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一次分配的原則是按要素分配。計劃經濟時代強調按勞分配，但沒有嚴格執行，而是以“大鍋飯”為主。改革開放成功的奧秘之一就是放棄“大鍋飯”，實行按要素分配，勞動、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按照它們的邊際貢獻獲得報酬。從理論上講，按要素分配是按勞分配的一種寬泛的形式，因為勞動力之外的各種要素說到底都是勞動積累的產物。按要素分配不僅可以提高各種要素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可以讓市場形成合理的要素價格，指導資源的流向和配置，提高經濟體系的效率。

　　二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渠道。按要素分配要尊重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時也難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響，必然導致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這就需要政府通過稅收和再分配對收入和財富進行二次調節。但調節不是簡單的“削峰填谷”，把從企業和高收入者那里收到的稅收分給低收入者就了事，而是精準地提高民眾的收入能力，這樣才能獲得持續的共同富裕。

　　在今天的中國，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關鍵，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時代已經結束。但中國的受教育水平各地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經趨于普及，廣大農村地區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才剛過初中。教育的階層固化趨勢明顯，子女受教育水平與父母受教育水平的相關性已經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水平。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實現教育資源的均等化。筆者認為，實行小學和中學各五年的十年一貫制義務教育，不僅有利于降低中小學生的無效競爭，也有利于政府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待遇，吸引優秀教師長期扎根農村學校，也是實現教育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次分配是厲以寧先生30多年前提出來的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則。在這方面，一些企業家做出了表率，他們積極投入我國的慈善事業，是慈善捐款的主體力量。但是，就促進共同富裕而言，三次分配只能是錦上添花，因為其數量畢竟有限，它更多的是體現社會的互幫互助精神，而不是強制性的再分配。最適合三次分配發揮作用的地方，是救助社會保障無法觸及的貧困領域、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資助以及引領社會的文化藝術事業。

　　（作者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